吴传玖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发展的历史渊源深厚。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于春秋中期，距今近3000年的历史 ，从春秋至当代，从来不缺少最耀眼、最动人的诗人情怀与诗歌。中
吴传玖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发展的历史渊源深厚。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于春秋中期，距今近3000年的历史 ，从春秋至当代，从来不缺少最耀眼、最动人的诗人情怀与诗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若干诗词盛行的时期，灿若群星的诗人创作出了浩瀚如海的诗歌作品。诗歌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王国中打下烙印，佛教文化思想概莫能外；由于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自西汉末年（一说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几乎与中国文化走向自觉同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而在唐代出现的以佛教教义为底蕴的僧诗对唐代整个文化走向繁盛做了一个准备，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从诗歌的历史变迁来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整个诗歌影响的一个历史过程。在魏晋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玄言诗。而影响此种诗的即是佛教的般若学。进入南北朝后，诗风一变，两晋的玄言诗逐渐为南北朝的山水诗所代替,而山水诗之集大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而谢灵运则是南北朝佛教涅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所谓“空王”，亦即般若性空学说。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代那么多著名的诗人也同样受着佛教文化深深的影响，其中最甚者就是王维，他的诗大多清冷幽邃，远离尘世，充满禅意，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含义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这正是王维佛学修养的必然体现。王维生活的时代，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之风很盛。政治上的不如意，一生几度隐居，使王维一心学佛，以求看空名利，摆脱烦恼。他的《终南别业》和《过香积寺》被视为是禅诗的代表作。王维把禅学南宗的这一思想融入诗中，通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表现出他默契南宗“任性”“无住”之旨的生活态度，人们既可以从中欣赏诗句本身的自然韵味，又可以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情趣。在中国诗歌的宝库里，僧诗美学价值是非常独特的，僧诗风格往往平淡自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烟火气，恬适平和，设色素淡，人与自然完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内容和境界与佛教思想相适应。其中，僧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理的，有不少把深邃的佛理联系着现实的人生中去，以形象化的语言，运用生动的比喻，显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能够把理念完全隐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这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心智的果实。宋代以后，僧诗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发展，但在不同的时代，也还有着不同的特色。元代的马臻、张养浩，明代的唐寅、杨慎、汤显祖，清代的读彻、曼殊等都是著名的诗僧。清代文人写佛教诗歌的更多，许多文人常以佛教思想排遣抒发内心苦闷，如吴伟业，钱谦益，龚自珍等。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有浓厚的佛教思想。清康熙时期的西藏六世达赖，被誉为情歌王子的诗人仓央嘉措创作的诗歌数量虽然不算很多，但质量却很高，使之成为藏族情歌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歌。仓央嘉措是西藏最具代表的民歌诗人，写了很多细腻真挚，驰名中外的诗歌，不仅在藏族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诗坛上也是令人瞩目。其中最具经典的是拉萨藏文木刻版《仓央嘉措情歌》。藏传佛教高僧们这样评价仓央嘉措的诗歌：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和歌曲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用最真诚的慈悲让俗人感受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领受到了真正的教义。仓央嘉措的诗歌不但卓具浓厚的佛教禅宗思想，亦同时开启了自由体格律（我认为就是新诗体）的先锋。若以“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胡适的《蝴蝶》作为新诗诞生的代表，界定中国新诗的百年，那么，我们把仓央嘉措这些近乎新诗体的诗歌纳入到中国新诗中来看，中国新诗的界定是不是可以往前推移三百年呢？综上所述，佛教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发展关系密切，诗歌在佛教僧人生活中亦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清康熙时期就具有了影响以仓央嘉措为代表的近乎新诗体诗歌的端倪。粗略探索佛教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历史源头，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深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她对“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联系其与新诗发展的现实，做一些恰当的分析与认识。自清末始“诗界革命”的口号，宣告诗歌样式未来发展方向的转折。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新诗体式的探索与逐渐成熟。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杨文慧、章太炎等人承晚清思想的伏流，而掀起一场佛学复兴思潮。使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又得到明显的加强。虽然，新诗建设一开始就是以“启蒙”的革命者姿态出现，但也因为过分摒弃传统文化，一味以科学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为旨要。中国新诗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而造成“思想大于审判”的毛病。当然也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危险倾向，注重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有选择的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佛教文化在一批现代文学家思想上和作品里均有不同的表现。如鲁迅、周作人、宗白华、郭沫若、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废民、朱湘、丰子恺等等，在浸染佛教文化的作家诗人中，大都思想驳杂，专以禅诗闻名的诗人并不多见。以诗才闻名的苏曼殊与李叔同虽后来都步入佛门，但所写诗作，仍归为旧体诗之列。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京派作家的禅境诗歌（尤以废民为代表）。作为“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的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孙，未足周岁，父亲领着去他去见的第一位师父便是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拜长庆寺的主持（当家和尚）龙祖法师为师。鲁迅在“上下求索”，探索各种先进思想，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就是接触到了佛教经典，并从佛理、佛学哲理中吸取营养。他的《摩罗诗力说》，更呈现出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以“摩罗”精神抵抗统治者的权威，以“反抗之音”挑战“不撄人心”，这些宗教内容同时构成了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也是其“立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还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敞露出鲁迅早期思想的紧张和矛盾。台湾著名诗人洛夫先生一生，亦与佛教人士修好，他的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因而他被诗界誉为“诗魔”。“魔”字是梵语“Mara”的音译简称，汉语本没有“魔”字，开始翻译佛典时，人们只好借用“石磨”的“磨”字来表示。随着佛典传入中国越来越多，汉语才有了“魔”字。可见“魔”字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洛夫的“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就是一句很有禅意的诗句。前些时期，我曾拜读过诗人峭岩先生的长卷《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就是一部充满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当然还有官方与民间的一些诗歌组织与诗人也在孜孜不倦，潜心创作了不少这方面的优秀诗歌。北京的仓央嘉措诗社及其有代表性的诗人金罡先生。他正在筹划出版一本《仓央嘉措史诗》，也是一部充满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可见，当代僧诗更注重精神与时代，物质与时代的审核，一方面倡导新诗的思想生于形式，精神与物质同时构筑形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佛教文化活动来增强僧诗们在诗歌界的地位。《六祖坛经》中有一首名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的是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俱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可能惹尘埃呢?这首诗也告诉我们佛心的“无境”，无境便是境。那么，禅宗的根本精神便是无精神，见性成佛，思想、感情、意念、感觉等都是无中之念，禅宗是不可言说的觉悟中的大妙法，一旦说出，就成为相对的，无法完全表达其本意。禅宗思想作为佛教文化的核心思想，禅宗的无境之境，但他们的禅宗思想很多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诗歌是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意念、感觉等心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似乎在层面上有不同的审美范畴，但是却具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因子存在，既表明诗与禅关系之密切，又说明诗与禅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说明影响与被影响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僧诗为了拓展新诗创作领域，一方面恰当地运用禅宗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运用中国新诗所具有的独特形式来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注入新内涵，从而构成物欲世界的独特文学景观。
